红网株洲4月28日讯（通讯员 雷六明）日前，株洲市茶陵县公安局集中警力一举捣毁该县6个“地下六合彩”窝点，收缴了大量买码宣传资料和卖码的码单，罗某等6名替上线写单，经营“地下六合彩”窝点抽头赢利的违法人员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审查。

　　2006年底以来，“地下六合彩”赌博行为从邻近的安仁县蔓延至茶陵县界首镇。写单人员罗某等人为牟取利益，迅速发展地下窝点，该赌博活动在该县界首镇越演越烈，一些村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多者输掉现金数万元，少者输掉现金数千元。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几个月中，已卷走该镇800余万元现金，严重影响了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秩序。
　　
　　茶陵县县委主要领导知悉后，迅速要求县纪委监察局督办，公安局具体负责，一定要在最短时间端掉赌博窝点。随后，该县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多次要求当地派出所查处，但因“地下六合彩”赌博不拘地点和形式，打个手机、拔个电话均可下注参赌，手段隐蔽，流动性大，再加上警力不足，未能取得实效。3月份，局长亲自安排民警开展秘密调查取证，呈现出9名写单人员和6个地下窝点。
　　
　　2007年3月27日是香港“六合彩”开奖日,晚上8时至8时半正是投注高峰期。该局集中60多名警力对6个窝点和9名重点对象同时采取行动。8时半，6个“地下六合彩”窝点被捣毁，收缴了大量买码宣传资料和卖码的码单，罗某等6名替上线写单，经营“地下六合彩”窝点抽头赢利的违法人员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审查。
　　
　　目前，罗某等5人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并处罚款3000元。六个“地下六合彩”赌博窝点已销声匿迹，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地下香港六合彩 是什么让你如此抓狂？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内地被认定为赌博，官方严令禁止。多年来，政府强力打击，媒体大量宣传，但本报记者自2001年始，在全国一些地方持续数年的观察，发现地下“六合彩”蔓延的势头并没得到真正有效的遏止。

　　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疯狂的赌博方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越 境

　　1975年，香港政府为了打击民间的“字花赌博”，并防止赌资流向黑社会等非法集团而开售乐透式彩票。由香港赛马会代理经营的“六合彩”，成为香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但外围“六合彩”很快也生长起来，私人庄家打着香港彩票发行机构的名义，利用香港“六合彩”开奖时进行猜码。

　　“六合彩”进入内地，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香港和台湾的庄家掌控。按官方的说法，六合彩首先传入粤东地区。潮阳被认为是最早引入的地域之一。

　　这个位于潮汕地区中国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阳光底下，“人人谈彩”；每逢开奖日，万人空巷，当地称为“码日事变”。

　　中国在1987年和1994年分别发行了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但是，它们在地下“六合彩”面前不堪一击：潮阳，1994年有20多家体彩投注站，1998年至1999年间，这个数字骤降至3家。

　　当地政府1999年就已经组织大规模“扑火”，但“六合彩”也因此而转移到地下。而且，它开始从沿海进入山区，并经此跨过省境。

　　2000年前后，“六合彩”由汕北入福建，由粤西进广西，由粤北闯湖南。在潮阳经历过的一幕幕悲喜，各种一夜暴富的神话，或者跳楼沉江的惨剧，在这些新的土地上不断复制和上演。

　　“六合彩”的传播也打破地域传播的规律，2001年和2002年，自新疆到东北，甚至北京近郊，北方大部分省区几乎都出现了“六合彩”的踪影，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城乡接合部，这与南方农村和小城镇有所不同。

　　厦门市委党校教授彭心安说，在北方的南方人聚居区出现“六合彩”，主要是由打工者和商人带过去的。除了香港人和台湾人之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中也开始出现大量的庄家，警方在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都曾捣毁过他们的窝点。　　病 毒

　　大庄家-各级小庄家-写单人-彩民，大多数地下“香港六合彩”拥有严密的组织，最上一层的庄家往往在境外，通过网络、银行系统遥控指挥。内地警方的打击行动中，抓到最上层的庄家非常罕见。

　　彭心安说，地下“六合彩”在蔓延的过程中，也有庄家与上家断了线的，但这只是少数。“除了资金风险个人无法承担外，在本乡本土，谁敢赖账？”在厦门同安，时有写单人遭到砍杀的传闻。

　　大多数写单人要依靠一个背景强大的庄家，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众多彩民眼里，大庄家就是“曾道人”和“白小姐”——“他们是香港‘六合彩’的老板”。

　　地下“六合彩”几乎专为农民设计。彩民们在“写单人”家里收看卫星电视，彩球的颜色和数字都可以成为参照。“从49个号码选太麻烦，那就猜十二生肖；要不就猜波段；还可以猜单双。”彭心安说。他接受福建省的一项重点课题，专门研究该省的六合彩。

　　彭心安发现，地下“六合彩”拥有强大的宣传工具，“宣传比反宣传远远有效”。一夜暴富的消息首先到达“目的地”，致富难的农民看到希望。而这样的典型可以被无限放大和复制。

　　2005年，福建省厦门市同安一中三个高中生的一份调研报告震惊中纪委官员。报告称，75.2%的购买者是为了实现发财梦，试一试运气的占24.8%。当地的屠夫认为买“六合彩”比宰猪更赚钱而终日沉迷于其中，5个月少杀了近6000头猪。

　　复旦大学毕业的李刚，在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成立彩票研究中心。他记得有一年回东北老家时被亲戚们围住，这位经济学出身的博士，不但没能劝说他们远离“六合彩”，反而被责怪“不帮他们算码，丧失知识分子的良心”。

　　农民为了暴富梦近乎“疯狂”，他们甚至相信预感。彩民对天气预报漫画的“神秘解读”竟然拉动了福建某报的发行。而在该省某山村，传闻一个疯子知道特码，村里的女人纷纷与其睡觉。“碰到的说很灵，不中的说听错了。”

　　疯子的故事在各个地方均有传闻，版本不同而已。但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愿意相信大多数彩民是理性的。他曾经到过福建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赌博只是少数，“如果从来没有人中大奖，都是骗赌卷款就逃的，农民们会一直买下去吗？”

“邪 教”

　　广东省是国家公彩第一大省，同时也是地下私彩的重灾区。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

　　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

　　银行直接感受到数字的滑落。湖北枝江市某镇信用社统计显示，“贷款信用率明显下滑，按期还款率下降10%”。该市七星台镇流传一种说法：赌码让七星台经济倒退了八年。

　　尤其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

　　彭心安相信“资金外流非常厉害”，在福建闽南和广东潮汕地区，地下钱庄并未被完全禁绝，而来自香港、台湾和广东的大庄家，很可能将资金借此迅速转移到国外，而这些动作，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监测到。

　　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打 击

　　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自2001年底，该省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广东经验是打彩良药”。

　　与之相应的是湖南各地的“打码办”(本报2004年7月8日曾报道)，该省自2003年2月展开对“经济邪教”的打击，半年查处地下六合彩7599起。

　　福建省警方自2002年底启动三个月的一波打击行动中，查获“六合彩”案件3626起。

　　2005年1月，由公安部等多部委组织的“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也“取得丰硕成果”。

　　彭心安说，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从一方面确实改变了“重灾区”的面貌——“至少看不到人人谈彩的景象了”；“许多彩民也认识到这是违法的”。他持续的观察发现，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彭心安说，从文化传统看，福建和广东沿海人群迷信心理较重，“六合彩”容易与群众的暴富心理结合，屡禁不绝一定程度“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

　　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

　　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乡镇参赌最多，其次是县城”，而越是往上，“官赌”现象越少，对打击六合彩越是“毫不手软”。在彭心安看来，一旦跟利益扯上关系，打击手段就很难起作用，“除非上级领导机关叫你打”。

　　事实上，由公安部牵头的全国禁赌行动，重点打击的“五类人”包括“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长期性不是我们解释地下六合彩蔓延的托词。”彭心安说。

　　困 局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

　　“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这位毕业于美国内达华大学彩票管理专业的博士认为。

　　自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沈明明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他提供政府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从国外情况看，他介绍说，许多国家都走过禁止-开放的过程。“既然开了这个口子，那问题的实质就是政策怎么进行下去。”

　　王薛红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奉行禁赌政策，香港也不例外。博彩业属于政府特别许可，税率高达70%以上，每年为政府贡献10%左右的税收。内地的福彩和体彩，要上缴35%的公益金。而地下“六合彩”不负任何责任。

　　李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彩票之所要由国家垄断发行，就是要利用价格手段，降低彩票返奖率进而降低其销量，并将取得的资金用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以尽量缓解彩票发行可能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

　　沈明明一直提倡“责任博彩”。这在他看来非常重要。他觉得目前政府和公彩发行机构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北大彩票所自成立不久就呼吁设立一个问题彩民的救助热线，但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他提醒，目前媒体对公彩的宣传有个误区——忽略它的危害性。“事实上，因为买公彩破产的也有，而媒体报道较少而已。”而为了宣传私彩的危害性而鼓励购买公彩，在专家们看来值得商榷。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沈明明说，“彩票是小概率事件，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不要拼命投入。”

　　彭心安反对将地下“六合彩”合法化。“现在公彩也做不到让人们都理智地去买，只要有赌的性质，总会带来人间的悲剧。”

　　李刚已经看到许多因沉迷公彩而破产的案例。他担心公彩的发行反而可能刺激私彩的发展。“地下私彩借公彩中奖号码为依托，变得更‘可信’。如果政府打击不力，反而可能发展壮大，甚至取代合法的公彩。”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私彩“大家乐”之于公彩“爱国奖券”，政府耗费大量力气功效依旧有限，遂放弃发行“爱国奖券”，结果“大家乐”改依附香港“六合彩”，赌风益盛。

　　而这种担心在海南已有隐患。李刚曾专门考察，尽管政府大力打击，岛上“公彩卖不动”，而肆虐的私彩借用的恰恰是体彩等公彩的开奖结果。李刚的结论是——“政府不力”。

　　彭心安说，有人认为地下“六合彩”泛滥是因为公彩发行做得不好，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他多年调查的结论是，问题核心还在于政府的打击决心，应该落实领导责任制。“至于公彩会不会打败私彩，这样的问题越讨论越麻烦。”（苏永通 成 希）

地下六合彩深入中国内地 重心向西部和东北蔓延

“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它很快会席卷全国。”2002年3月，在“六合彩”曾经风行一时的广东，一名地方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又过去五年，当本报记者再次沿着地下“六合彩”的传播路径，发现这场逐渐深入中国内地的“瘟疫”，越过当年重灾的两广、福建，向北侵蚀了湖南、湖北、浙江等省之后，已经向西部和东北蔓延。

　　地下“六合彩”已然攻城略地，席卷全国。

　　　通过湖南：“六合彩”中介的“生意”

　　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真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

　　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地下六合彩深入中国内地 重心向西部和东北蔓延 (2)

水蛭吸血抽干地方经济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耍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平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地下六合彩深入中国内地 重心向西部和东北蔓延 (3)

从贵州到云南：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

　　押“单”还是押“双”？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将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

　　“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暗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一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地下六合彩深入中国内地 重心向西部和东北蔓延 (4)